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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海鈎沈

      胡厥文追憶:當年爲什麽創辦民建

      來源:民建廣東省委網站發表日期:2017-10-23

      《胡厥文同志生平》稿中有這樣一段話:“1945年抗戰勝利後,美國貨充斥國內市場,而國民黨政府卻下令取消政府同民營工廠的一切合同,使民族工業陷于絕境。嚴酷的社會現實使胡厥文同志和其他進步工商界人士認識到,單單辦實業是不能救國的,民族工業家必須有自己的政治團體。就在這些日子裏,他們在重慶先後接觸到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鄧穎超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同志。經過多次醞釀,他與黃炎培、章乃器等人發起成立了民主建國會,團結愛國民族工商業家及有聯系的知識界人士,積極投身到民主革命的火熱鬥爭中。” 這是一段概括性的記述,胡厥文晚年,對這段經曆有過更爲細致和具體的回憶。

      胡厥文在二十來歲時,曾抱定這樣的人生宗旨:一不當官,二不爲教,終身以實業救國爲己任。1921年,26歲的胡厥文斷然決定變賣祖傳土地等家産,籌資創辦新民機器廠,從此開始了實業救國的人生實踐。此後,他相繼又創辦了合作五金廠、黃渡電燈公司、長城機器磚瓦公司、石城窯廠等企業,並于1927年後,連續十年擔任上海機器業同業工會主任委員。抗戰期間,又擔任上海遷川工廠聯合會理事長。胡厥文辦實業的志向、貢獻及所起的“龍頭”作用,于此可見一斑。

      那麽,在抗戰勝利之際,胡厥文爲什麽又轉變人生角色,投身到政治活動當中去了呢?對此,參與創辦民建的孫起孟曾有一段“專題”式的回憶:

      厥老几次对我讲起他投身政治活动的认识经过。他说,抗战时期,民族工业家前赴后继,为支援抗战付出巨大牺牲,而民族工商业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当局的种种限制,抗战胜利,“天亮了”,我们面对的却是一片黑暗。这使我感到,没有民主开明的政治,就无法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我在湖南祁阳办新民机器厂湘厂时,在住宅的甬道上用石子嵌了八个字:“抗战必胜”、“建国在政”。这个“政”就是要民主。抗战胜利了,当局为了弄权营私,竟然取消了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陷民族工业于绝境,迫使我不得不下决心要在政治上斗一斗。厥老还说过,马克思主义我不懂,但共产党主张民主,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吸引了我。我原以为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势不两立的,但后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理由也说得坦诚而簡单。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有利于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公和诚以及符合我国情况的政策,使我这个本来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进入政治舞台,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并且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

      這個“認識經過”,便是胡厥文年屆半百時還要去“從政”的緣由和理由,至于一些具體過程,胡厥文晚年也屢有憶及。

      1945年8月21日下午,胡厥文在重慶六廠聯合辦事處接待了到訪的黃炎培和楊衛東。談及勝利後的國家前途,三人一致認爲,在建設中,重工業是首要問題。民族工業界不能只埋首搞實業,還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政黨,取得應有的地位,並商定以遷川工廠聯合會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爲基礎,發起組織一個新的政團。胡厥文還提了一個建議,他認爲工商界人士大多不關心也不擅長政治活動,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團體,還“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的高明人士共同參與,才能相得益彰”。他們議決邀請章乃器、施複亮、孫起孟三人參與組織的籌備工作。

      隔了幾天,8月26日下午,黃炎培到機場迎接毛澤東抵達重慶後,當晚即興沖沖地來到胡家,加上章乃器和楊衛玉,幾個人再一次商討組建政團問題。黃炎培還拿出毛澤東在機場的書面談話,其中說到:“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國時期,當前時機極爲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爲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大家就此展開熱議,也更增加了組織政團的緊迫感。

      9月17日,毛澤東在曾家岩張治中住宅舉行茶會,招待一些工商界人士,胡厥文應邀出席。隨後,胡與李燭塵、顔耀秋、吳蘊初、胡西園、吳羹梅等共同宴請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胡厥文稱這是一次令他“終生難忘”的會見,這次會見和稍後的另一次會見,對于民建的成立,甚至可以說是一針催生劑。胡厥文後來回憶說:

      在會見時,毛主席以無可爭辯的事實,向我說明了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在抗日作戰中發展壯大,爲取得抗戰勝利創造了條件。如果抗戰勝利了反而要取消人民軍隊和陝甘甯邊區政府,顯然是不公平,也不合理。更重要的是沒有共産黨和共産黨所領導的軍隊,要想在抗戰後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是不可能的,各民主黨派和産業界人士要想有爭取和平民主的發言權也是很困難的。毛澤東主席的這一席話使我茅塞頓開……

      不久,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中央領導又在中共代表團辦事處接見了重慶工商界各團體的負責人。這次,毛主席向我們談到了國內外的革命大好形勢、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共産黨對民族工商界的政策、中國民族工商業者的發展道路,以及民族資本家對工人階級和共産黨應抱的態度,使在座的多數人加深了對中國共産黨的了解,對蔣介石堅持獨裁和內戰的陰謀也有所警惕。

      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們加快了籌備自己政治團體的步伐。我們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起草了綱領、商定組織名稱,討論了政治主張、組織原則,制定了章程草案。

      10月19日,周恩來應西南實業協會的邀請,在星五聚會上向實業界發表了題爲“當前經濟大勢”的演講,據胡厥文回憶,當時許多實業界人士正處在停工歇業、借貸無門的當口,對未來甚感茫然,很想聽聽共産黨人的看法,因而那天聽者空前踴躍,連門外都站滿了人。周恩來說,爲了戰後工業建設,首先就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而安定的政治環境取決于和平和民主兩件事。關于民主,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經濟上也同樣要民主。中國今天的情況卻是管制得太多,統制得太死,弄得市場紊亂,工商凋敝,今後一定要有一段自由發展的時期,來掃除封建性的經濟,才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周恩來還明確指出,我們主張國家資本、私人資本、合作資本應在節制資本的原則下互相配合,堅決反對官僚資本、壟斷資本和侵略資本。周恩來的這番話,“對民主建國會確定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有很大的幫助”。

      經過數月的醞釀籌備,12月16日下午,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舉行。會議推舉胡厥文、黃炎培、黃墨涵爲主席團成員。胡厥文首先致開幕詞,黃炎培報告民建的籌備經過,章乃器等數位會員致辭發言。大會還選舉産生了理事會和監事會,通過了組織名稱、組織原則、章程、政綱和成立宣言。至此,一個對中國政治生活産生過重要影響、與中國共産黨有著密切合作關系的政治團體,就這樣誕生了。(作者:劉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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